端木蕻良的简介及创作？

端木蕻良的简介及创作？

端木蕻良　　端木蕻良，（1912.9.25—1996.10.5）满族，原名曹汉文、曹京平，辽宁省昌图县人。1928年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同年加入“左联”，发表小说处女作《母亲》。1933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1935年完成，成为三十年代东北作家群产生重要影响的力作之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端木从香港回到北京。1960年5月与钟耀群结婚。1980年，端木当选为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84年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85年，《曹雪芹》中卷（与夫人钟耀群合著）出版。1996年10月5日，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84岁　　风格转变　　思想的提升与创作的转变　　端木蕻良在桂林，是他创作思想得以提升、创作道路发生较大转变的时期。1942年，端木蕻良来到桂林不久就写出了《我的写作经验》一文，这是他对自己十年来创作的一个总结，文中表达了他极重要的文学思想。他提出了写小说是一种哲学事业的思想。他说：“文学是因为它们都隐藏着哲学思想。”他认为，区别一流二流小说就在于此。在文学观上，他开始接受毛泽东文艺思想。　　端木蕻良在总结了抗战前期一些作品只重视内容而忽略形式的教训，努力探索“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可以认为，端木蕻良在桂林开始了自己创作中的民族形式的自觉追求，努力探索民族形式，追寻“人民的文学”的创作道路，着力表现乡土气息。端木蕻良在桂林曾说：文学“要顾及乡下人”、文学的未来是“歌颂人民的领袖、人民英雄、各阶层人民生活”的“人民的文学”（1943年在“战后中国文艺展望”座谈会上的发言）。他在创作实践中自觉追寻“顾及乡下人”、写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创作路子。写他熟悉的生活，熟悉的乡下人。在《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早春》、《初吻》等一时期的重要作品中，体现出了他的这种创作追求，这种创作转变。　　创作题材由现实转入历史　　抗战前期，端木蕻良在重庆、香港等地写了反映抗日军队以及游击队生活的长篇小说《大江》、中篇小说《柳条边外》、短篇小说《螺蛳谷》，还有已结集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风陵渡》。这些作品，除了个别篇章外，大多写的是抗战全面爆发后全国各地的抗日斗争生活和大后方的社会图景，可以看出，它们多是配合抗战宣传的急就章。这是抗战初期救亡工作的需要，也是端木蕻良的热情所使然，作家是在以自己的笔，服务于抗战。　　1938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政治局势的沉滞黑暗以及国民党对进步文化事业的限制，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作家失去了抗战初期那种深入前线深入民众的可能，灰暗阴冷的社会气候使得作家渐渐转入到历史中去寻找创作题材。1942年端木蕻良到桂林后，也写有暴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几号门牌》，但由于时代和环境的限制，他同样无法深入前线，也只得潜入历史。他在此时写的《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虽与抗战有关，但毕竟不是现实抗战生活内容的作品。他的《早春》、《初吻》、《红夜》等，写的都是记忆中的旧时生活图景而不是现实生活内容，他的《女神》等历史小说和《红楼梦》等剧作，以及他的旧体诗写作，都体现了他创作上的这种变化。　　创作心态由激情宣泄到审美表现　　端木蕻良是极富艺术才华的作家。可以认为，在他创作初期写《科尔沁旗草原》、《憎恨》时，就表现出了较高的艺术才力。但他早期的作品，毕竟是激情多于艺术，1942年端木蕻良到桂林后，相对安定的后方生活使他有时间有精力沉思几年来的创作路程，他开始注重作品的审美力量，着意追求作品的艺术价值了。他提出了“由美到真”的艺术观点，他说“艺术的美根植于生活的真”。他在此时期写的《心浮私记》里说：“我认为在文学的过程中，从美的角度里也可以达到真的境界。而达到了真的，它必然是美的。”他还说：美若游离了真，那种美就失去了健康和价值。他在此时，似乎恢复了1936年写作《憎恨》那些小说时的艺术视力，在《早春》、《初吻》等小说中表现出来的艺术魅力，令人沉醉痴迷。构思的精巧，情调的旖旎，文字的准确和典雅，使他的作品达到了美不胜收的境地。可以说，此时期端木蕻良的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地。　　创作思维由关注政治经济到关注思想文化　　透过上世纪40年代端木蕻良到桂林后写的一系列作品，可以看到他思维关注上由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的变化。一是从《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所发表的五章看，小说将灵子作为主人公，将她对生命、死亡、命运的思考等哲学意义的内容，作为了这小说的主体；二是《初吻》、《早春》等短篇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对中国妇女的地位、命运，对人性等问题的关注；三是此时期端木蕻良开始写作有关《红楼梦》的剧本，并立志续写《红楼梦》后四十回，端木蕻良并非逃避现实，他是在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沉思索中，理解当今中国的现实，探索中国的未来。可以说，他的所有作品，均体现了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关切，体现了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由忧郁到憎恨到爱恋到创造的情感。他将他的艺术才华，附着在他最熟悉的生活记忆中，重新将自己的目光与关切，又投向科尔沁旗草原，力图在更高层面上，勾画科尔沁旗草原的图景。正是由这一点出发，端木蕻良写出了具有真正文化内涵的中国的草原、中国的土地、中国的大地之子，从而使自己的小说具有了较高的思想文化价值。　　艺术风格由阳刚转为阴柔　　巴人在那影响极大的评论《直立起来的<科尔沁旗草原>》里说：“作者的澎湃的热情与草原的苍莽而深厚的潜力，交响出一首‘中国的进行曲’”，《科尔沁旗草原》是“多么浩瀚、嘹亮、雄壮的诗篇。”他还说：这小说“有《铁流》的劲与光……”这样的论断，是深刻而准确的，说端木蕻良创作风格的豪雄、硬朗、大气，已成定论。直到几十年后的80年代初期，学者们说到端木蕻良的创作时，仍称为“来自大野的雄风”，依然是看中和赞颂其阳刚之气充盈。而《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就目前所能见到的五章看，则已消失了阳刚，转为阴柔，尤其是一个柔弱的女子灵子在此时似乎成了小说的主人公，五章里有三章写灵子，作者写其伤感、写其忧思、写其心理，细细写来，柔情缕缕，一改10年前写《科尔沁旗草原》时的苍劲、豪放、硬朗的笔力。他的《初吻》、《早春》等短篇小说，更是如此，柔情与温馨，溢漫全篇，颇为动人。他此时期写的一批短篇小说，基本是这一风格，与其30年代的作品相比较，看得到明显巨大的风格转变。　　端木蕻良在桂林的创作，是他一生创作活动中承前启后、奠定成熟的小说大家地位的关键时期。此时期他的创作，表现了他以中国社会的认识更深刻了，艺术表现力更娴熟了。他既继承了早期创作《科尔沁旗草原》那种对生活的深与细的真切感觉，又克服了抗战初期以宣传代替艺术的弊病，将抗战这大时代赋予的对祖国对人民的爱融入到对新生活的深透的理解和生动的表现中，由此奠定了他一生的艺术成就。　　1944年9月初，端木蕻良在参加完王鲁彦安葬仪式后离开桂林，随着湘桂大撤退的人流，撤到了贵州遵义。在那里，他与熊佛西、秦牧等人办了一张报纸。1945年，他去了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