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案的历史

江南案的历史

“江南案”的直接起因，是官府为了打击江南一带具有反清倾向的江湖势力。雍正七年三月至七月间，浙江总督李卫手下密探打探到“沿海等处，竟敢有不法之辈自称侠士豪杰，平日精通拳棒，熟炼壮药，因而聚徒行教，或以卖卦六壬为名，造作奇门符咒，哄骗愚民，往来各处辗转煽惑。凡无籍之民闻风而动，遂为伙党，并有假称贸易，借端出洋，交通声气，潜匿隐僻之所，伺衅阴谋不轨”①。李卫得报，派手下干员前往复查，密捕主要嫌疑人江宁上元县监生于琏。几番审讯下来，于琏“始据开出甘凤池、周昆来等十余人姓名。并供皆系其师张云如为之指引交结，前之符录即云如所授。询其各犯行径，则称甘凤池炼气精劲，武艺高强，各处闻名，声气颇广;张云如以相命坐功文武笔录邪术符法，收门徒甚多”②。随着甘凤池等陆续归案，案情似乎有了重大突破，各种匪夷所思的供词摆在了李卫的面前，牵涉面很广，乃至与如二阿哥府等都扯上了干系。头脑一时发热的李卫确信自己挖到了一个埋藏很深的反政府江湖组织。八月间，他一面正式向雍正做了密报，同时仓碎开出跨省拿人的拘捕咨文。 然而，案情发展不利的一面很快就显现出来。初始的兴奋过后，实质的东西并未见水落石出。李卫的烦恼越来越大，大量的天花乱坠的口供还在不断涌现，但这些破绽百出的不根之词对寻找出实质性的突破口非但毫无帮助，反而在不断地涣散销蚀着官方的注意力及耐心。李卫十分努力，从八月间回杭州在任守制开始，至十二月初的一段时间里，案子一直在审，就是不见实际的进展。正在进退维谷时，一个使整个案件峰回路转的情况出现了。江苏方面咨拿的案犯张云如等迟迟未能如期送到杭州，江苏按察使马世俯专门差家人赶到杭州投察李卫，称“此案人犯，其中似有辗转仇扳；即其实据，亦闻有故意装点者，请再细加察访”③。两江官方的反常举动，给李卫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但也给整个案子带来了新的转机。敏锐的李卫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通过密查，十二月初，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李卫给雍正皇帝正式上了一份关于本案审结的密折，密折的重点为指认署理两江总督范时绎、江苏按察使马世灼等有故意包庇案犯张云如等重大嫌疑，请求朝廷派钦差大臣下来审理。至此，本案韵切入点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但案件的性质与发展方向已经转变，官员参幼成为重心。雍正旗帜鲜明地支持李卫向两江官员开火。李卫再接再厉，很快揭露两江官员如何嘱买浙江派往苏州押犯官员马空北，如何抽换案犯证据，给案犯提前通风报信等等举动的密报，一一呈报到了雍正的面前。雍正震怒，斥范、马为“小人”。派工部尚书李永升为钦差大臣赴杭州会审此案。雍正八年正月，风尘仆仆的李永升陛辞起程，路经苏州，将已解任候审的江苏按察使马世俯、副将张玉金等顺路押往杭州。三十日，李永升、李卫及潜运总督性桂等会同就马世WT等包庇匪盗一案开堂会审。结果马世熔、张玉金等被议革职，范时绎也被议解任。“江南案”的最终审结是在雍正八年八月，由刑部正式议审具题结案。令人费解的是，在内阁刑科史书(内阁所存刑部重要题本文件汇抄)中没有见到有关此案匪盗审结的记录，而有关官员处分的审结记录却凿凿在案，其标题为:“参革原署江苏按察使马世灼等庇护匪类张云如程汉瞻通同行贿抽匿妖书一案”。审议结果是:“应将范时绎照云如原犯之罪(斩)定拟马世灼、马空北则拟斩。”④这里留下了个很明显的破绽，应同时存在的有关各匪盗案犯的审拟结果哪里去了?显然，已被官方人为隐去了。通过辗转翻查官方档案，我们发现，雍正八年八月确实存在着一个刑部对于此案中匪盗各犯的审拟结论。在乾隆元年的一份刑部揭帖中记载:刑部“雍正八年八月初九日题，十三日奉旨:张云如、蔡济思、圆实(和尚)依议应斩;胡恺公、陆同庵、范友龙依议应绞”⑤。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本案重犯甘凤池、周昆来等却因不明的原因，判决与执行迟迟没有结果。直到乾隆初年，他们还押在狱中，周昆来因为年高瘫痪，被议回家监外执行;而甘凤池则因候质人犯始终没有抓到，一直还关在狱中“在押候质”⑥。依此可推，“江南案”中有关匪盗部分的审理一直没能顺利，尾巴留到乾隆时期，其中必有隐情。从某种意义上讲，本案的匪盗部分的审理，基本上是个败笔。二、个案中的几条暗线 “江南案”看似寻常，但个中的一些细节颇耐人寻味。尤其个案背后客观存在着若隐若现的几条背景暗线，提示了雍正时期案狱兴废的轨迹与规律，具有典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