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满军八旗中，有汉军包衣这一说，据说这地位不高，那这是什么地位呢？

在满军八旗中，有汉军包衣这一说，据说这地位不高，那这是什么地位呢？

八旗制度下，原本同是汉人的包衣汉姓与汉军，在清朝本来各成体系，迥然有别。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种种原因的作用下，他们又非常接近，难分彼此。　　（一）　　包衣汉姓，即原本由汉人出身的包衣，主要指清朝内三旗旗鼓佐领下或管领下人，亦即清朝内务府包衣汉姓人，所谓内府世仆。当然也包括下五旗旗鼓佐领、管领，或分管、管辖下包衣汉姓人。包衣汉姓与汉军本不相同，清官书早已言之凿凿。雍乾之际成书的《八旗通志》及乾隆时修成的《钦定八旗通志》曾明确记载：只有在八旗满洲洲里方有包衣组织，包衣汉姓隶属八旗满洲。由包衣汉姓组成的旗鼓佐领乃至管领等均在八旗满洲之中，不论上三旗还是下五旗。在上三旗者为内务府属，下五旗者为五旗王公府属。其他旗分即八旗蒙古与八旗汉军中并无包衣组织。雍乾之际敕编《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更称这些包衣旗鼓佐领及管领下人为满洲旗分内之尼堪姓氏，即满洲旗分内汉姓之人。对此，清人福格曾明确说，“若内府旗鼓，按《八旗通志》内统于上三旗满洲都统，本与八旗汉军不同。《满洲氏族谱》内谓旗鼓人为满洲旗分内汉姓人。”“其八旗汉军，别列一门，盖内务府乃皆从龙，隶于满洲，自与外八旗汉军别置八帜者，固有不同也。”这就是说旗鼓佐领乃包衣汉姓，其成员随为汉人出身的汉姓人，却向来隶属于满洲，为八旗满洲之人，是八旗满洲而非八旗汉军。所以，包衣汉姓即八旗满洲汉姓与八旗汉军是两个概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界限清晰，本不相混。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实际情形却发生了变化。　　大概在雍正年间以后，由于诸多事态，包衣汉姓与八旗汉军之界限已越来越不清晰，以致人们对其认识如同雾里看花，以讹传讹，以致出现习惯的谬误而约定俗成。乾隆年间的《青文补汇》即误云：“内务府三旗汉军佐领，俱名旗鼓佐领，旧作齐固佐领。”而最具权威的如《清实录》等清朝官书中亦出现有“包衣汉军”这一很不规范的称谓。影响所及，所谓“旗鼓汉军”、“内务府汉军”等等不正确的称谓，比比皆是。近来一些有关清代内务府包衣的重要论著，以翔实的史料和充分的根据论述了内务府包衣的分类，组织，属性及包衣与汉军关系，或系统论述了清代内务府世家情况，点明了汉姓人问题。人们如加留意，认真领会，过往的认识谬误当不会重复。但实际的情形却是：“旗鼓佐领即包衣汉军佐领”。“旗鼓佐领，汉人包衣佐领，或叫包衣汉军佐领”，甚至将《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所列举的“尼堪姓氏”中之“尼堪”，亦误认为就是“汉军”，等等提法、称谓、认识充斥于现今许多论著中。显然这是不正确的。之所以如此，除学术交流滞后，重要和根本的原因在于：1、忽略了包衣汉姓人的本质属性，未细究包衣汉姓人在八旗中的实际地位；2、由包衣汉姓人组成的旗鼓佐领，与八旗汉军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彼此交叉之事、相同点甚多；3、清统治者所推行的一系列将包衣汉姓与八旗汉军往一起连的政策。（待续）　　以上摘自《满学研究》　　包衣汉姓与汉军有各自产生和发展的历史。　　包衣汉姓原本是充作女真人——满洲的家内奴隶的汉人。包衣之出现早在16世纪辽东女真崛起之时。其沦为依附主子奴隶的主要途径，是被掳俘而失去人身自由，成为会说话被驱使的工具。八旗制度建立，他们便随主子一起被编入八旗满洲之中。按其被奴役的状况，他们又往往被分为“有时亦随主驰驱”即临战阵者，和“专为家之舆台奴仆”，即供厮役者。前者被编入管领，或分管、管辖之中。其名称不一，效力内容不一，但本质则一，即均为满洲主子的家内奴隶，与“奉职于国”的旗分佐领不同，是“奉职于家”，其号为包衣者。　　包衣又有上三旗及下五旗之别。上三旗包衣即皇帝亲领的镶黄、正黄及正白旗中的包衣，由专设的内务府机构加以管辖，称内务府上三旗包衣，或称内务府三旗包衣。内务府所辖汉姓包衣，除佐领下人及管领下人外，还有其会计司管辖下的庄头旗人，为屯居旗人之一种。下五旗包衣，即隶属于下五旗的诸王、贝勒、贝子、公等之包衣，所谓五旗王公府属。其中的汉姓包衣，虽然没有像上三旗内务府那样的专门管理机构，但所拥有旗鼓佐领及管领则略同于上三旗。作为汉姓包衣，他们虽为汉人出身却失去了汉人的身份与地位，也不像在八旗内自树一帜自成体系，具有独立性，所谓旗分佐领的汉军，当然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奴隶即不同于没有组织起来的旗下家奴，所谓“八旗户下人”的贱民。他们是受组织管辖，具有一般社会平民所具有的权利的特别人群。如他们拥有贱民所不具备的科举仕进的权利，有些人还因此而显赫。其中内务府上三旗包衣，属皇帝的家奴，非同一般。其中能直接伺候皇帝者，往往受到青睐，被远派地方，委以重任。他们仕一群特殊存在于清代社会的“非贱民的奴仆”。有一点不变的是他们的汉姓（尽管其中有些人已不再使用汉姓、汉名，但他们汉姓人的身份却无法改变），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八旗满洲中的汉姓人。　　汉军产生则在汉姓包衣之后。当初设八旗时，建州统治者为统兵征战及保证兵源，曾将治下的汉人壮丁。投降过来的明朝官兵，以及俘获的汉人兵丁，编入八旗之内为八旗士兵，初成16个汉人牛录，均附属于八旗满洲之内，由满洲大臣统领。凡编入牛录的汉人丁壮身份不同于奴仆包衣。尽管如此，但仍被满洲主子当做奴仆对待，“差徭繁重”，人身难得保障，甚至连“官员病故，其妻子皆给贝勒家为奴”。因而，其愤懑与抵触情绪相当严重。当时的后金统治者皇太极深悉此情。遂开始将汉人官兵从八旗满洲中抽出而独立编旗（固山），设官统辖，使之自成体系。据清官书所载，天聪七年（1633）七月，皇太极“诏于八旗满洲佐领（牛录）分出汉人一千五百八十户，每十丁授绵甲一”，乃编汉人为一固山，即一旗，名“乌真超哈”意即重兵，乃使用火器之兵。固山额真为马光远。此为八旗汉军之始。以后，因明清战争升级，降兵降将渐多，兵源扩大，汉军的规模亦随之发展扩大。崇德二年（1637）七月，“分汉军为两旗”，继继续“照满洲例，编壮丁为牛录”，固山额真为石廷柱、马光远。四年（1639）六月，又扩分汉军二旗为四旗，固山额真为马光远、石廷柱、王世选、巴彦。七年（1642）六月，又将设有四旗的汉军，扩编为八旗，其固山额真为祖泽润、刘之源、吴守进、金砺、佟图赖、石廷柱、巴彦及墨尔根侍卫李国翰。至此八旗汉军体系完整建立。这比八旗初创的乙卯年（万历四十三年，1615）晚了二十七年。八旗满洲、蒙古及汉军各以八个旗并立而存，八旗制度从此完善起来。以后不论汉军的规模如何扩大，但八旗在满洲主子牢牢控制下的三级管理体制不变，汉军作为旗分佐领效命于国家之身份地位及权利义务不变。　　据乾隆四年成书的《八旗通志》所载，内务府上三旗包衣佐领中之旗鼓佐领，即满洲旗分内之包衣汉姓佐领共18个，属“初编”的，即清入关前编立的共10个，而康熙年间“编立”或“分立”的共8个；八旗汉军佐领共270个，属入关前编设的为161个，入关后增设的为109个。其中顺治年间增设的为46个、康熙年间增设的为59个、雍正年间增设的为4个。有明确记载其来历的共57个，其构成的主要成分为入关前后的降兵降将。这个事实反映和说明了不论八旗包衣汉姓还是八旗汉军，在清兵入关之后特别世顺康时期仍处在发展和壮大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