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的生平事迹

聂耳的生平事迹

1、参加革命

1928年，正式秘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及进行有关刻印、张贴传单以及参加示游行等活动。

1928年11月底，出于投入实际斗争的革命愿望，他瞒着家庭报名参加滇系军阀范石生所招收的“学生军”，秘密离开昆明，中经越南、香港等地，到达湖南的郴州，接受所谓新兵训练。当年底，离开新兵队，任特务连的上士文书。

1929年3月，随军官赴广州，4月8日被该部队遣散，流落广州。4月中旬，以聂紫艺的名字，考入广东戏剧研究所附设的音乐班，但入学后发现与其志愿不合，即离所。5月6日，靠朋友的借款，得以返回昆明家乡。 

1929年5月，回昆明省立第一师范，插入原班继续学习。仍然作为学校的课余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经常参加校内外的音乐、戏剧等活动。与张庚侯、廖伯民等友人一起组织九九音乐社。当年10月，开始参加该校的戏剧研究会所举办的一系列中文话剧的演出活动。与其在云南的初恋女友袁春晖结识。

在昆明发生大爆炸后积极参与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青年救济团的各项针对反动派的斗争，因而引起反动派的注意。在毕业（1930年）前夕，得悉他有被捕的危险，在其家庭的帮助下于7月10日随云南一商人匆匆逃离昆明，绕道海防、香港、到达上海。

1930年7月18日，到达上海，在云丰申庄从事杂役性的工作，开始没有工资，于8月下旬，才给以每月十五元的低薪。11月，经朋友介绍参加由上海中共地下党所领导的进步发群众组织——反帝大同盟。

1931年3月19日，云丰申庄倒闭。聂耳随即失业，开始四处寻找职业。4月，聂耳报考“明月歌剧社”，主考人黎锦晖慧眼识英才，破格录取他为乐队练习生，师从乐队首席王人艺、外籍教师普杜什卡刻苦学习小提琴，黎锦晖为他取名“聂耳”。

2、创作生涯

1932年4月，由田汉介绍加入左翼剧联及其剧评小组。8月，聂耳来到北平，参加当地左翼剧联和音乐家联盟的活动与演出，并于次月报考北平艺术学院音乐系，仅参加了文化公共课的笔答初试，未能通过。以后他又报考过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小提琴选科，因为“没有拉好”未被录取。

11月，进入联华影业公司一厂工作，参加“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并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组。

1933年，聂耳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4月，聂耳加入百代唱片公司主持音乐部工作。聂耳于1934年底，聂耳搬至淮海中路1258号三层阁楼居住，现聂耳旧居为民居。同年底，聂耳应聘为联华影片公司二厂的音乐部主任，为影片《新女性》作曲并配乐。

1935年初，聂耳为《义勇军进行曲》作曲，1935年1月聂耳任联华二厂音乐部主任。随后为躲避国民党政府追捕，于1935年4月15日离开了上海，拟途经日本赴欧洲和苏联考察、学习。

扩展资料：

聂耳故事：《卖报歌》的背后

1922年6月的一天，苏州一户杨姓人家生下一个女婴，她就是后来的“小毛头”。“小毛头”7岁时，父亲病故，不久，她跟随母亲和姐姐逃难来到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日军飞机轰炸闸北，全家又逃到了租界内，住在法租界八仙桥附近。

当时在上海滩的马路上，到处都可以听到“卖报、卖报”的叫卖声。为了谋生，“小毛头“的姐夫想方设法凑了点儿钞票做本钱，批发来了一些报纸，让母亲和姐姐在吕班路的霞飞路口摆了歌卖报摊。不到十岁的“小毛头”每天也跟着卖报。

那个年代的上海，像“小毛头”这样的孩子不计其数，她们奔走在上海滩的各个角落，苦苦挣扎在死亡线上。一天，“小毛头”饿得头昏眼花，摇摇晃晃地站在路边，叫卖着手中的报纸。

这时，一辆电车靠站了，乘客们纷纷从电车上涌了下来，“小毛头”被撞倒在地，头上起了血泡，手上的报纸散乱一地，坐在地上大哭起来。一个陌生的叔叔忽然走来，帮她拾起报纸，还扶她起来，并将弄脏的报纸都买走了，这人就是聂耳。

当时，聂耳与联华影业公司的几个同事路过这里，看到了这凄惨的一幕。此后，聂耳常来买她的报纸，有时还帮她叫卖。“小毛头”亲热地叫聂耳“聂叔叔”，聂耳亲热地叫她“小毛头”。

聂耳非常同情“小毛头”的身世，“小毛头”在风雨中卖报的情景和叫卖声一直留在他的脑海中。于是，他请田汉的夫人安娥为其写了歌词，他自己作曲，一首活泼明快、朗朗上口的的《卖报歌》诞生了！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聂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