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是出自哪里？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出自《中庸•第二十章5》
原文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怯；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
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译文
凡事有预谋就会成功，没有预先策划就会失败。说话预先想定就不会语塞中断，做事预先想定就不会感到困难。行动之前预先想定就不会内心不安。执行规则预先想定就不会陷入绝境。
处在下位的人得不到上级的信任，百姓就不可能治理好了。得到上级的信任是有道理的，得不到朋友的信任就得不到上级的信任。得到朋友的信任是有道理的，不孝顺父母就得不到朋友的信任。孝顺父母是有道理的，自己心不诚就不能孝顺父母。心诚是有道理的，不明晓善就不能使自身心诚了。
诚实是天道的法则；做到诚实是人道的法则。天生诚实的人，不必勉强为人处事合理，不必思索言语得当。从容不迫地达到中庸之道，这种人就是圣人。做到诚实的人，就必须选择至善的道德，并且要坚守不渝地实行它才行。要广愽地学习，要详细地询问，要慎重地思考，要清晰地辨别，要忠实地贯彻。
要么就不学，学了没有学会就不中止。要么就不问，问了还不明白就不中止。要么就不思考，思考了没有收获就不中止。要么就不辨别，辨别了不清楚就不中止。要么就不实行，实行了不到忠实程度就不中止。别人一次能做到的，我用百倍的功夫，别人十次能做到的，我用千倍的功夫。如果真能这样做，即使愚笨也会变得聪明，即使柔弱也会变得刚强。
扩展资料
《中庸》对后世影响
《中庸》是儒家经典，至今已流传两千多年，在儒家学说中占有重要地位，位于“四书”次位，在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学术特点、学术成就和社会地位。中庸是中华民族的古典哲学，曾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中庸》在西汉时被戴圣整理并编入《礼记》中。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儒道合一、佛道流行的时代新趋势，有学者把儒家的“中庸”与道家“无为”联系起来，为“尚俭”立据，但影响有限。如刘劭在《人物志》中将“中庸”作为一种极高德行来推广，把“中庸”列为最完美之“情性”。
据记载，当时伴随着佛家“格义”学说的流行，还有引佛家义理释解“中庸”的著作出现。唐代李翱将《中庸》尊为经书，撰有《中庸说》，提出了一个《中庸》的传承谱系，并与佛家心性之学相糅合，阐发与弘扬《中庸》儒家天命性道学说。
他将传承《中庸》的本意弘扬性命之说为己任，在糅合佛儒观念的基础上，用佛家“不动心”的理论来诠释儒家“诚”的内涵，不仅由此建构起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同时，其融汇佛家与儒家的心性学说为一体，对于后来宋明理学的理论建构，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宋代以来，《中庸》逐步确立了儒家经典地位，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宋真宗年间，曾将《中庸》一书作为科考的内容；宋仁宗时，还对新中的进士颁赐《中庸》一书以为奖励。北宋程颢、程颐首先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同等看待，并行同列，提高了《中庸》的儒学地位和社会影响，为《中庸》成为宋明道学问世的理论基础，开辟了道路。
南宋朱熹作《中庸章句》，与《大学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合编成《四书章句集注》；南宋嘉定五年（1212），《四书章句集注》被晋封为“国学”，“四书”的官方地位被正式确立，《中庸》遂正式升格为儒家经典。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被钦定为科举出题用书。
明成祖为《四书五经大全》御笔作序，颁行天下，成为明代科举取士的唯一准则。清代，“四书五经”仍是封建科举考试的钦定必考书目。作为“四书”之一的《中庸》，地位也随之不断被抬升，达到了它的至高地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统治集团的御用工具和理论依据。
到了近现代，梁启超、孙中山视《中庸》为国宝。毛泽东改造中国也从中庸入手，曾用“矫枉过正”指导农民运动，又以“过犹不及”领导延安整风。
二十世纪上叶，由于西方现代性初入中国，《中庸》思想受到误读，一些人认为“中庸”无非是保守性、庸常性之类，应该被批判和抛弃。这一文化中断和思想愚化，使得当代人对中国思想经典相当隔膜。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中国崛起成为国际关注的话题，以及新的出土文物文献的发现的阐释，人们对中国思想文化重要体现的《中庸》研究更加深入，其意义不仅为当代中国学界所关注，而且成为国际会议的重要议题。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中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