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奇是什么样的人

高士奇是什么样的人

高士奇〔清〕（一六四五至一七o四）一作（一六四五至一七o三）字澹人，号瓶庐，又号江村，赐号竹窗，浙江平湖人（世） 钱塘。初以国学生就试京师，不利，卖文自给。新岁为人作春帖子，自为句书之，偶为圣祖所见，旬日中二试皆第一。命供奉内廷，官至礼部侍郎。谥文恪。精鉴赏，收藏名迹，与孙退谷（承泽）相埒。所著江郁销夏录，亦与庚子销夏记同工。工，书，尤善锺、王小楷。画有仿文徵明湘君湘夫人图、拟徐贲枯木竹石图、仿宋克山水轴，又有丝纶垂钓图，均精妙。有清吟堂全集。卒年六十，一作五十九。 《清史传、山静居画论、名人扇集小传、平湖县志、当湖历代画人传》补充高士奇(1645-1704) 清朝大臣、史学家。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字澹人，号江村、全祖。以诸生供奉内廷，为清圣祖康熙帝所崇信，官詹府少詹事。以植党营私，被劾、解职归里。后复召入京，官至礼部侍郎。卒，谥文恪，他能诗、善书法，且精鉴赏，所藏书画颇多。著有《春秋地名考略》、《左传记事本末》、《清吟堂集《江村消夏录》、《天录识余》、《扈从目录》等。补充:清康熙十九年（1680），授额外翰林院侍讲。二十二年，补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二十三年，迁右春坊右庶子，不久，提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次年，转侍读学士，充《大清一统志》副总裁官。后迁詹事府少詹事。二十八年春，随康熙南巡至杭州。九月，左都御史郭琇上疏弹劾，指责他结党营私、贪赃受贿、私营土木，结果被解职归杭。三十三年，应诏入京到南书房修书。三十六年，以养母请归，特授詹事府詹事。四十一年，授礼部侍郎，未赴任。四十三年，又迎驾南巡杭州。高士奇学识渊博，康熙曾在左右大臣面前说：“士奇无战阵功，而朕待之厚，以其裨朕学问者大也。”能诗，善书法，精考证，能鉴赏，所藏书画甚富。补充清朝康熙皇帝是一代英主，可谓名垂史册。他与高士奇的君臣交往，野史不少。对高士奇的评价，贬的多，褒的少。但反映高士奇早期生活的文章，却不多见。即使是《清史列传》、《清史稿》、《清代七百名人传》、《清平湖县志》，还是高氏的家谱《渤海高氏家谱》均叙述得不翔实。 但据上述史料可知，高士奇出生于余姚(今慈溪樟树镇高家村)。 康熙三年(1664年)，高士奇全家北迁。不幸的是，到京后不久其父故世，一家的生活重担无情地压在这个二十岁的文弱书生身上。直到二十六岁入太学时，生活才有所转机。康熙十年(1671年)四月初三，康熙这位不满二十岁的年青皇帝，在果断巧妙地铲除专权谄佞的鳌拜等辅政大臣后，亲试太学生，高士奇荣登榜首，御试第一。因此，他入仕，不是如《清史稿》所述的为明珠所荐，而是凭他的书法才学。这年五月，康熙钦命高士奇为其抄写经筵讲义，高士奇兢兢业业，每夜书成后，与妻对读，常至半夜。由于高士奇工作出色，翌年七月二十五日，康熙皇帝在懋勤殿破格地接见了这位抄写员，且特赐内缎。而高士奇也不失机会，献《东巡赋》，既表达了对皇上的忠心，又显现出自己的才华，得到康熙的赏识。康熙十四年冬，高土奇被补詹事府录事，高土奇高兴地写下：“禁初开简从臣，多年供奉拜官新。”康熙十六年(1677年)八月，高士奇以录事随康熙行南苑，从此高士奇就成了康熙的随从。高士奇得意地写下：“自笑功名薄，谁知雨露深”的诗句。同年冬，高士奇又升任内阁中书舍人，食六品俸。康熙赐御书“忠孝”二字。后来，康熙又赐救高士奇曰：“尔在内办事有年，凡密谕及朕所览讲章诗文等件纂辑书写甚多，特赐表里十匹，银五百两，以旌尔之勤劳。还赐“忠孝之家”御印一方(现藏平湖市博物馆，篆体，七月初一赐)。 康熙十九年五月，康熙又谕吏部曰：高士奇学问淹通，居职勤慎，供奉有年，应授为翰林院。吏部议叙后，授高士奇为额外翰林院侍讲。康熙称高士奇学问淹通，当然有依据的。在高士奇任内阁中书后，亲试其学问，赐博学鸿词。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高士奇补侍读充日讲起居住官，与康熙的关系更贴近了。 康熙二十三年，高士奇迁右春坊右庶子，二月转左春坊左庶子。又升翰林院侍讲学士，成了康熙的“老师”。 这几年是高士奇最辛苦的日子，每夜总劳作到二、三更，他夫人在家备具酒食坐待，偶话直庐事，则以清勤相勉。当进讲《周易》时，高士奇深夜归郎后，辄以明日所讲易义探索了然，才敢入寝，而其夫人总相陪伴，虽寒暑也如此。这时期，康熙外巡，高士奇总相伴，先后巡访松亭、塞北、盛京、乌喇、浙江等地。高士奇写下了这样的诗：“塞北松亭载笔频，江南山左扈时巡，旨甘不缺慈帏奉，内顾无忧赖尔身。”这首诗，不仅反映了他与康熙的“载笔频”，同时也对他夫人的歉意，“内顾无忧赖尔身”。但高士奇毕竟以康熙为重，当南巡江南，二十三年十一月，壬戊朔，康熙夜读三更，高士奇请曰：“圣躬过劳，宜少节奉。”康熙回答说：“朕自五龄受书；诵读恒至夜今，乐此不为疲也!”足见君臣之亲。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高士奇又转为侍读学士，充大清一统志副总裁。丁卯(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迁詹事府少詹事。从一个监生宜人宦官之列，成了四品官。这在举科年代是绝无仅有的。 高士奇在内廷的这段时间，正是康熙大展雄图的时期。康熙二十年，已彻底平定了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的三藩之乱。二十二年，收复了台湾，促进了国家的统一。二十五年，康熙又下令抗击沙俄侵略者，收复了雅克萨。并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双方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从而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不难想象，一直在内廷的高士奇，对康熙皇帝的影响和作用。 正当高士奇步步高升的时候，厄运降临。康熙二十七年，山东巡抚张汧以赉银赴京行贿事发，经审讯，狱辞涉及高土奇。康熙谕令勿滋蔓，高士奇才得置弗问。那么狱辞涉及高士奇，而康熙谕令勿滋蔓的原因是什么呢?正如高士奇疏言所说：“臣等编摩纂辑，惟在直庐”，“非进讲，或数月不觐天颜，从未干涉政事……独是供奉日久，嫌疑日滋。张汧无端疑怨，含沙污蔑……伏乞赐归田里。”康熙心中十分明白，高士奇的疏言辞恳言衷，所以康熙同意高士奇解任。 康熙二十八年春，康熙又南巡杭州，解甲的士奇仍为随从。在杭州，康熙题西溪山庄诗一首，并以御书“竹窗”两字赐高士奇。士奇即以“竹窗”为赐号。可见，康熙并不因为高士奇涉及张案而冷落，这必然引来更大的攻击。九月，左都御史郭琇严辞弹劾高士奇等人，高士奇成了一个表里为奸，植党营私的主犯，列举高士奇四大可诛之罪，最后又说：“高士奇、王鸿绪、陈允龙、何楷、王顼龄等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蜮其形，畏势者既观望而不敢言，趋势者复拥戴而不肯言，臣若不言，有负圣恩……”这样慷慨激昂之辞言，谁能不信呢?就这样高士奇等人休致回籍，康熙令他们回家。 高士奇因闻平湖风俗敦朴，地僻事简，无外物之扰，得优游林野。10月，奉圣命归田，入籍平湖，成了平湖人。 高士奇离开康熙，但康熙仍念念不忘，三十二年(1693年)癸酉四月十六日，又赐高士奇手敕一道：“朕少年最不喜参，尔所素知，只因前岁大病，后赖此药复还元气，所以，使人到长白山觅得八九寸长，五六两重者十余根，上好者数斤，念尔江湖远隔，苦楚频躬，想是未必当年气相也，故赐南方所无蜜饯人参一瓶，上好人参一斤，土木参二斤，尔当宽心自养，不必多虑。”笔者认为，康熙对待高士奇远远超出一般的君臣关系，高士奇离康熙三年多，当康熙大病复元，就想到江湖远隔的高士奇，一定没有当年的气相，赐南方所没有的补品，并安慰他“尔当宽心自养，不必多虑。”意思十分明显。七月，又赐高士奇御制扇诗一首：“故人久别已三年，寄语封书白日边，多病相邻应有意，吟诗每念白云篇。”康熙赐物寄情，君臣关系成了“久别的故人”。在封建社会中，又有谁能被皇上称故人?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甲戌，康熙命大学士于翰林院官员内荐长于文章、学问超卓者前来修书，这实际上为高士奇等复出开了大门，这一点大学士王熙、张玉书等人很明白，况且张玉书与高士奇在南书房共事过。因此，自然荐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等人。这样高士奇在离京回乡五年后，又官复原职，住进内廷，在封建王朝中，二次能住进内廷的能有几人?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丙子，噶尔丹叛乱，康熙三次亲征。高士奇也随皇上远征，风餐露宿。当噶尔丹叛乱平息后，高士奇就以母老乞还，康熙授高士奇詹事府詹事，为三品官，难其回乡，并赐“清吟堂”御匾一幅。 高士奇回归后，康熙仍然惦记着高士奇，三十七年(1698年)戊寅七月，赐诗一首：“廿年载笔近螭头，心慕江湖难再留，忽忆当时论左国，依稀又是十三秋，康熙追忆高士奇当年讲授《左传》、《国语》时的情景，诉说了高士奇心慕江湖，无法挽留的伤情。可见康熙与高士奇之间情感是多么的笃诚。 三十八年(1699年)已卯三月，康熙又赐高士奇“忠孝节义”匾。这“忠孝节义”四个大字，实际是对郭琇弹劾的四大可诛之罪的最好答复。四十年八月，康熙又赐高士奇联一对：“忠为表，孝为里，言有物，行有恒”，这是一代英主康熙对高士奇的一生评价。 四十一年(1702年)壬午，康熙授高士奇礼部侍郎、二品官，高士奇以母老未赴，四十二年癸未春，康熙南巡杭州，高士奇特奔淮安接驾。南巡后，士奇又随驾入京，三月十七日至畅春苑，即住进内直。二十一日，康熙对高士奇说：“尔在内历有年所，与众不同，今日令尔遍观园中诸景。”康熙一整天陪伴高士奇游览皇宫内园各式景点，正如高士奇在《蓬山密记》中写道：“是日所经，即内待少疏远者，亦不能至也!”康熙对高士奇最难能可贵的是四月十七日，他当着左右说：“当日初读书，教我之人止云：熟读四书本经而已……后得高 士奇，始引诗文正路，他常向我言，诗文各有朝代，一看便知，朕甚疑此言，今朕迩年，探讨家数，看诗文便能辨白时代，诗文亦自觉稍进，皆高士奇之功。” 那么，高士奇到底有多少学问?清光绪《平湖县志》、《高士奇传》的评价说得好：“策图书编纂最富；善神王小楷；工诗，尤长应制体；论者与桐城张相国英并称；精赏鉴；凡法书、名绘、彝鼎、琬琰，经拂拭者，声价十倍。”可见，他在文学、史学、政典、书法、鉴赏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是一位学者。 三百多年来，除了郭琇弹劾高士奇的奏折外，不少野史也把高士奇当作贪得无厌的佞臣这是不足为奇的。笔者认为缺少确实的依据。 对高士奇的评价，笔者认为，康熙是历史上人们肯定的英主，高士奇是他的内臣，并不是外官，郭琇所以弹劾徐、高、王三家，实际上是太平盛世中官僚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的反映。康熙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未对高士奇论罪。高士奇的离京，是康熙为巩固统治而采取的一个措施。因此，高士奇解任回乡，康熙还是念念不忘，当高士奇最后一次离京时，康熙说：“见尔感涕，朕亦难忍。”命阖宫首领内监送至苑门外，此时不觉大恸，人人哀伤，这在封建王朝“伴君如伴虎”的年代里，有如此激动的场面，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是少有的。 高士奇从北京回来，就为康熙编纂《御制诗》，六月十五月完稿并写了跋。可是，仅过半个月，三十日，他就病逝了。应该说，高士奇带着康熙对他的信任与他对康熙的忠诚离开了这个世界的。 高士奇是一生效忠于康熙的官吏，一位在文史哲诸方面都有贡献的学者，决不是郭琇等人所说的“国之一路蠹，民之贼”。正因为如此，在高士奇病故后，康熙赐谥号文恪，意思是：一个谨慎守规章的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