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帮我介绍明朝花瓶的来历么？

能帮我介绍明朝花瓶的来历么？

明代的日用瓷器，除了宋元时期的大窑场如磁州、龙泉等地仍有烧造外，不同程度的粗、细陶瓷器生产遍及山西、河南、甘肃、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其中，山西的法华器、德化的白瓷和江苏宜兴的紫砂器更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成就。 法华又称珐华，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晋南一带盛行的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民族风格的日用器皿。法华器的胎与琉璃器完全一样，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大体相同，只是助熔剂有差异：硫璃以铅作助熔剂，而法华所用的助熔剂是牙硝。《南窑笔记》说：“法蓝、法翠……本朝有陶司马驻昌南，传此二色，云出自山东琉璃窑也。其制用涩胎上色，复入窑烧成者。用石末、铜花、牙硝为法翠，加入青料为法蓝。”这里的法蓝、法翠很可能就是指法华的蓝色和孔雀绿色。在古代华和花是一个字。为什么在色彩上要加一个法字，它的最早记载见于何时，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法华的装饰方法，是“采用彩绘中的立粉技术，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别带管的泥浆袋，勾勒成凸线的纹饰轮廓，然后分别以黄、绿、紫釉料，填出底子和花纹色彩，入窑烧成”（高寿田：《山西琉璃》，《文物》1962年4、5期）。山西所制的法华器，一般都是小件的花瓶、香炉、动物之类。景德镇在嘉靖前后也仿制法华器，但它和山西法华不同。首先是景德镇用瓷胎而山西法华用陶胎，因而烧成的温度就不一样。景德镇的器物有饰以花鸟、人物的瓶、罐、钵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一般是黄、绿二色，但法华则以紫或孔雀绿为主，缀以黄、白、孔雀蓝的花纹，就更能突出艺术效果。 德化窑的白瓷在宋代已有生产，但成为全国制瓷业中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品种，是在明代开始的。万历十四年（1612年）刊刻的《泉州府志》说：“磁器出晋江磁灶地方，又有色白次于饶磁……又有白瓷器，出德化程寺后山中，洁白可爱。”关于德化的古代窑址，福建省博物馆于1976年再次调查，据现有资料，明代的窑址计十八处：在浔中公社的有祖龙宫、屈斗宫、岭兜、后窑、西门头、大草铺、后所；在三班公社的有内坂、新乾寨、窑垅山、桐岭、旧窑、新窑、啤坝窑；在刈坑公社的有石坊、双溪口、苏田；在上涌公社的有许坑林等。 明代德化白瓷有其独特的风格，它不仅与唐宋时期其他地区的白瓷不同，而且与景德镇同时期的白瓷也不一样。它有如下的特点： （一）瓷胎细密，透光度极其良好，为唐宋其它地区白瓷所不及。唐宋北方白瓷，是用氧化铝含量较高的粘土烧制的，粘土内含助熔物质少，故器胎不够致密，透光度较差。而德化白瓷则用氧化硅含量较高的瓷土制成，瓷土内氧化钾含量高达6％，烧成后玻璃相较多，因而它的瓷胎致密，透光度好。 （二）就釉面来看，德化釉为纯白色，而北方唐宋时期的白瓷釉则泛淡黄色，元明时期景德镇的白瓷却白里微微泛青，与德化白瓷有明显的区别。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不仅与原料的化学组成，特别是氧化铁、氧化钛的含量有关，也与烧成气氛的性质有关。北方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TiO2、Al2O3含量比较高，胎中的Fe2O3含量亦较高，烧成时采用氧化气氛。故瓷器呈现白里泛黄的色调；景德镇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Fe2O3、TiO2、 Al203含量均较适中，烧成时采用还原气氛，故瓷器呈现白里泛青的色调；德化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的Fe2O3含量特别低，K2O含量特别高（周仁、李家治：《中国历代名窑陶瓷工艺的初步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烧成时采用中性气氛，所以德化白瓷就比唐宋北方白瓷和景德镇同期生产的白瓷釉色更纯净，从外观上看，色泽光润明亮，乳白如凝脂，在光照之下，釉中隐现粉红或乳白，因此有“猪油白”、“象牙白”之称。流传欧洲后，法国人又称为“鹅绒白”、“中国白”等等。 明代德化白瓷的品种，宋应星《天工开物》说：“德化窑，惟以烧造瓷仙精巧人物玩器，不适实用。”德化的瓷雕和供器，如一些仿古的尊、鼎和香炉等明代制作确实较多，但日用器皿也还是有的，而且从屈斗宫窑址的调查来看，除了传世多见的梅花杯外，更发现了“杯身呈八角形，器身外壁棱面印有八仙的八仙杯，这种轻巧玲珑的小杯胎薄，特别是腹部，能映见指影。在灯光或日光下显出肉红色。这与文献记载的‘以白中闪红者为贵’是一致的”（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德化屈斗宫窑址的调查发现》，《文物》1965年第2期）。此外，如明末清初人周亮工在《闽山记》中提到的：“德化瓷萧笛，色莹白，式亦精好，但累百枝，无一二合调者。合则声凄朗，远出竹上。”这种瓷制乐器，目前尚有实物传世。 明代德化的瓷雕是颇负盛名的，一般说来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能于各种雕像中见性格，如达摩的庄严，观音的温柔，寿星、罗汉之类的诙谐。 （二）能充分运用对比的手法，装饰性很强，如雕像的衣服多取迎风飘举之势，一举一动，对比强烈；面部刻划细腻，衣纹则深而洗练，主次分明。 德化瓷质地优异，它的佛像大都追求单纯的雕塑美和原材料的质地美，摒弃彩饰，因而有独特的风韵。这些瓷雕背部往往有小小的“何朝宗”、“林朝景”、“张素山”等印记，其中以“何朝宗”最为著名。上海博物馆所藏带有“明朝天启肆年岁次甲子秋吉日赛谢”青花题字的白釉铺道瓶，是明德化窑稀有的记年器。 明代外销瓷的生产主要在福建，广东也有着相当大的规模。但是，就整个制瓷业来说，代表明代水平的是全国制瓷业中心江西景德镇。 明代景德镇所产的瓷器，数量大，品种多，质量高，销路广。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从品种和质量来说，景德镇的青花瓷器在元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成为全国瓷器生产的主流。明代釉上彩瓷的盛行，是我国陶工数千年实践的结果。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已认识到某些天然矿物如铁矿石、赭石、瓷土等，可以作为赭红、黑、白等彩色，在陶器表面绘成各种图案花纹，这就是著名的彩陶。汉代盛行的铅釉，是以铜和铁为着色元素制成的低温釉。到唐代，又进一步利用某些含钴、铁、锰的矿物在铅釉中的着色作用，从而制成了具有蓝、黄、绿、白等多种色调的唐三彩。宋代，我国北方磁州窑，采用毛笔蘸彩料，在已烧成的瓷器釉面上描绘简单的花纹，然后置于800℃左右的炉子中加以烧制，使彩料烧结在釉面上，这种彩称“宋红绿彩”。上述这些工艺上的发明，大部分首创于北方，后来陆续传入景德镇。景德镇的工匠们吸收了这些技术，并加以综合、改进和提高，在明清两代，他们对釉上彩的配方作了重要的改革。釉上彩是在低温色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低温色釉的化学组成属于PbO—SiO2二元系统。而釉上彩的化学组成则属于PbO—SiO2—K2O三元系统。这是人们为了适应工艺上的需要，又在上述二元系统的组成中以硝的形式引入了K2O的缘故。此外人们还将釉上彩和当时已经比较成熟的釉下彩结合起来，创造成功了别具一格的斗彩。以成化斗彩为代表的彩瓷，是我国制瓷史上的空前杰作；永乐、宣德时期的铜红釉和其他单色釉的烧制成功，则表明了当时景德镇制瓷工匠的高度技术水平。 明代景德镇成为瓷都，在元代已经打下了基础。元代青花、釉里红新品种的烧制成功，以钴为着色剂的霁蓝和铜红高温单色釉的出现，以及描金装饰手法的运用，都为明代彩瓷和单色釉的辉煌成就创造了技术条件。但是，景德镇在元代的全国制瓷业中，还不能居于盟主的地位，因为当时的龙泉。磁州和钧窑等各大窑场仍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入明以后，情况就有显著的变化。景德镇以外的各大窑场都日趋衰落。首先是钧窑系的各种产品全部停止生产。龙泉青釉瓷器虽在明初仍继续大量烧造，但它已无法和景德镇的釉下彩、釉上彩、斗彩以及多种多样的高低温色釉相匹敌，所以在明中期以后它们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磁州窑系的白地黑花器虽然仍为民间所喜爱，但是和景德镇的青花瓷器相比较，在胎、釉和制作工艺上都望尘莫及，最后亦归于没落。随着各大窑场的衰落，各种具有特殊技能的制瓷工匠自然会向瓷业发达的景德镇集中，形成了景德镇“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局面。 优越的自然条件，是使景德镇能成为瓷业中心的一个重要因素。景德镇位于昌江与其支流西河、东河的汇合处，四面环山。明代，浮梁县境内的麻仓山、湖田及附近的余干、婺源等地，都蕴藏着丰富的制瓷原料。浮梁和附近地区，怀玉山脉绵亘起伏其间，山区多产松柴，可经昌江及其支流航运到景德镇，为烧窑提供了丰富的燃料。当时的民窑很多设于昌江及其支流沿岸，河水不仅可供淘洗瓷土，而且可以设置水碓，利用水力粉碎瓷土。 丰富的自然资源，成熟的技术条件，在国内外市场需要的刺激下，明代景德镇的制瓷业在元代的基础上突飞猛进，它不仅要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而且还担负了宫廷御器和明政府对内、对外赐赏和交换的全部官窑器的制作，成为全国的瓷业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