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子戏的由来是怎样的？

曲子戏的由来是怎样的？

敦煌曲子戏作为外来艺术与本土相结合的产物，在民间广泛流传，曾被称为敦煌文化中活的瑰宝。逢年过节，在敦煌民间仍有一定规模的演出。

敦煌的曲子戏，也叫“眉户戏”或“小调戏”，是1722年至1735年移民带到敦煌来，并扎根发展兴盛起来的一种地方民间艺术。

到敦煌安家落户的移民，也带了民间说唱艺术。早期，曲子戏只是人们在劳作闲余，三五个人凑在一起敲碟打碗就可起唱的一种清唱。敦煌人习惯上把这种清唱称为“地摊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闲暇时间的清唱有了三弦等一些乐器的伴奏，并逐渐有了一定的服饰和一定的曲调，不同州县移民的民间口头的说唱艺术最终融合成了曲子戏。所以说，曲子戏是劳动人民传唱创造加工的民间艺术。

曲子戏由于短小精悍、唱词通俗易懂，表现力丰富，语言生动、质朴无华，唱起来地方气息浓厚，受到人们喜爱，并广泛流传。

移民带来的民间艺术融合成的敦煌曲子戏吸收了西北秦腔、眉户及甘肃曲子戏的各种曲调，逐渐发展成了独有的地方戏种。

敦煌人郭铨自幼酷爱小调，早年在新疆谋生，曾拜新疆有名望的地摊子艺人为师，学会了许多小曲调子，因他精于弹三弦，故被人称为“郭弦子”。1944年，他艺成回乡，由于艺高而名满敦煌。

许多曲子戏爱好者，纷纷投奔到他的名下学艺。他和敦煌另外一位精通曲子戏曲调的当地知名人士王用权合作磋商，删改了曲子戏《磨豆腐》、《老少换》等剧词中的糟粕部分，注入了健康的情节和唱词，使修改后的剧本成为敦煌曲子戏传统剧目的代表作。

敦煌曲子戏由清唱到舞台戏，绵延200余年，尽管还没有形成规范的戏剧程式，没有唢呐曲牌，乐器也比较简单，但它那诱人的泥土香味和淳朴的生活气息，却深深地蕴藏在群众的心目中，被人们所喜爱。

在敦煌曲子戏最为盛行的时期，敦煌的村村都有自发组织的曲子戏班，并产生了很多较有影响的曲子戏演员。

敦煌曲子戏演出规模最大是在庙会演唱，每年农历三月三在西云观演唱，四月初八在莫高窟演唱、五月端阳节在月牙泉演唱，浴佛节在雷音寺演唱，年年如此，从不间断。除了在庙会上唱以外，优点人家里孩子过满月、祝寿、贺新房也唱曲子戏。

去外村唱曲子戏，第一场不能唱《三娘教子》和《大报仇》。唱《三娘教子》就会被认为是小看对方了，唱《大报仇》在人家看来是不友好。

第一场一定要唱喜庆的。大家一起唱曲子戏时别人唱过的，也不能再重复唱，要不就显的不礼貌。唱之前还要给弹三弦的人行礼，以示尊重。

敦煌市莫高镇老艺人王维贤自幼喜欢拉胡琴，16岁时把胡琴就拉得很有名气了，并开始学唱敦煌曲子戏。这一唱就是67年，即使在唱本被人烧了，也没有放弃学唱、传唱曲子戏。

王维贤可以将《二家娃害相思》、《小放牛》等20多个曲子戏和小调一连串唱完，而且遇上旦角唱旦角，逢上丑角唱丑角，生旦净丑一人全包，他因此被戏行人称为“多面手”。

敦煌曲子戏已传到第五代，年龄大都在50岁以上，他们凭借自己的技艺，吸引曲子戏爱好者加入自乐班，学唱敦煌曲子戏。

闫光福是肃州镇陈家桥村村民，弹三弦很是地道，由他发起、组建起的自乐班，利用农闲时节学唱、传唱敦煌曲子戏的农村青年就达20多人。敦煌市民间自乐班已发展到32个，每年演出1000余场次。

“东牛西牛两个旦，没有换柱子娈不转”，说的就是第二代曲子戏的三位优秀演员，东牛、西牛、换柱子均为艺名，东牛名赵吉德，西牛名王登义，换柱子名高中，此外还有孙家福、沈生财、孙家友、周进录、方荣在观众中也颇有名气。

敦煌曲子戏的演出形式有舞台演出和地摊坐唱两种。地摊坐唱俗称清唱，不受演出场地的限制，不需服装道具，只要唱者嗓子好、唱调准、曲调多、板路稳就可以入座献唱，无拘无束。艺人怡然自得，听众心旷神怡，如醉如痴。曲子戏剧目题材广泛，多表现神话故事、历史传说及民间社会生活等。

敦煌曲子戏包容了文学、音乐、舞蹈、曲艺、特技等各种艺术成分，主要由剧本、曲调、曲牌三部分组成，其伴奏乐器文武兼备。剧本短小、情节曲折，语言生动，幽默滑稽。曲调非常丰富，欢调使人兴奋无比，悲调能够催人泪下。

敦煌曲子戏在舞台上演出时，演奏的乐队分为文武场面，武场是指打击乐，文场是指丝管乐器。武场中的乐器主要有板鼓、板、梆子、手锣、勾锣、甩子、瓦子等；文场中的乐器有三弦、板胡、二胡、竹笛、唢呐等。

敦煌曲子戏自形成后上演的剧目共有71个，流传下来的敦煌曲子戏主要有《小放牛》、《老换少》、《磨豆腐》、《绣荷包》、《打懒婆》、《两亲家打架》等作品。经常演出的大概有30多个，其中以《磨豆腐》、《大保媒》、《八洞神仙》等最为喜闻乐见。

作为敦煌地区民间繁荣的地方戏曲，尽管在内容上有所演变，并增加了民间新创作和新的艺术形式，但在已经形成自己风格的敦煌曲子戏中，仍保留有敦煌遗书中的曲子词和曲调，这使敦煌文化的余脉在民间得到了延续。